足协开年新政三连发:先活着……

开年的中国足球,连发三项重磅新政。

是调整外援政策,还是开放球队冠名以及重启俱乐部异地迁移,都指向了一个方向——先活着。

纵然围绕新政争论满满,但也确实有些无奈之举的意味。

外援数创新高

外援政策历来是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变动最多的一项,只是在“金元足球”退潮之后,近几年才相对趋于稳定。

外援新政方面,最大的调整在于新赛季中超上场外援人数最多为5名,创下中超比赛外援比例的新高。

像“金元足球”达到顶峰的2016赛季,中超外援上场规则为“3+1”(3名非亚洲外援和1名亚洲外援)。而后的2017赛季,中超上场外援数缩减至3名。

到了2018赛季,中超上场外援数量与U23球员上场人数挂钩,但最多仍是每队单场3人。转年的2019赛季,外援登场数量不再与U23球员数量挂钩,但3人维持不变。2020至2023赛季,中超上场4外援的政策趋于稳定。

新政之下,中超上场外援人数创下新高,自然引发挤占本土球员空间的争议。但在提高联赛观赏性,增加联赛竞争力层面,还是具有一定作用。进一步放开本土球员保护,也倒逼年轻球员参与竞争。

实际上,金元时期的本土球员保护政策,对于年轻球员的锻炼作用并不算明显。国家队青黄不接的局面依旧得不到改善,本土球员的上限也没有明显提升。归根到底,能否上场还是取决于球员硬实力,而硬实力并不是靠保护就能得来的。

开放球队冠名

除了外援新政,新赛季另一大调整在于开放球队冠名。虽然这建立在中性名政策的基础之上,但还是意味着,时隔3个赛季后,职业球队的名称中又将出现企业的身影,比如当年的“北京中赫国安”、“山东鲁能泰山”等等。

当然,根据新规,职业俱乐部全称规范为“俱乐部全称+所冠名称+队”,简称规范为“俱乐部简称+所冠名称+队”。通俗点说,还是中性名称优先。举个例子,即使有冠名,也只能在电视转播和广告宣传等场合体现为“北京国安(冠名商)队”。

中国足协为这一新政加上了相应限制,比如限期在2024至2028赛季实行,俱乐部所属球队不得接受俱乐部股东的字号、商号或品牌(包括与其相似的汉字或词组)的冠名等。

据记者了解,开放冠名是中国足协前期调研和讨论过程中,各家俱乐部反对声音相对较小的一项新政。它在保证中性名权威的前提上,给普遍遭遇生存难题的职业足球俱乐部,增加了一个营收渠道。

重启异地迁移

三项新政中,在俱乐部和球迷间引起最大争议的,当属俱乐部异地迁移。

虽然新规明确要求,完成俱乐部注册会员协会变更之后,原则上五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变更注册会员协会,但或许还是很难阻挡住它带来的连锁反应。

据了解,在2023赛季职业联赛开始前,就有过关于重启此项政策的讨论,只不过最终未能成行。一年过后,异地迁移在时隔近8年后被重新开放。

之所以引发争议,原因很简单:中国职业足球有太多关于“流浪”的记忆。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2021赛季开始前解散的北京人和队,其曾辗转上海、陕西、贵州等地。

频繁搬迁多少带些投机性又相应缺乏稳定性,自然大概率落得解散的下场。而这一行为也极容易引发“姥姥不亲,舅舅不爱”的局面——在给迁出地球迷带去巨大情感伤害的同时,作为外来者也难以被迁入地球迷接受。

2023赛季的16支中超球队中,绝大多数是成长于所在城市的俱乐部,有着雄厚的球迷基础。

属于“少数派”的沧州雄狮,就陷入相对比较尴尬的局面。据了解,俱乐部不但失去迁出地石家庄的大量“死忠”球迷支持,在迁入地沧州市,他们曾经得到的相关承诺也未能全部兑现,使得俱乐部经营陷入一定困境。

此前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,陕西长安联合足球俱乐部董事长黄盛华对异地迁移政策表达了质疑:“俱乐部为什么不能通过一些市场化的东西,在所在城市形成一个很好的氛围,去谋求生存?”

有消息称,新赛季中超“升班马”四川九牛有迁至深圳的意愿。而去年,还处于中甲联赛的他们,在赛季开始前一天曾强硬施压足协,希望迁至长沙。

彼时俱乐部在声明中明确表态:“如果足协不同意本队提出的异地搬迁要求,那么背后的投资方将不得不放弃在中国的投资和努力,并撤出中国职业联赛。”

然而这次“逼宫”不仅最终不了了之,还极大伤害了四川球迷的感情。如今异地迁移政策重启,或许四川九牛的搬迁计划,这一回能够成行。

对当下处于困局中的国内足球职业联赛而言,足协开年的这三条新政至少能起到一定稳定军心的作用,也应该可以帮助部分俱乐部脱困。

但这是从善如流,还是饮鸩止渴,需要时间给出答案。